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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哲学学会原秘书长刘怡翔的新著《科学技术发展定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陕西省原省委书记）的关怀下，受陕西省科学技术厅资助，近日由陕西出版集团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科学技术发展定律》是刘怡翔继其辩证法著作《同一论》之后，推出的科学认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该书一半章节曾公开发表，未发表过的许多章节也有很多闪光之处，比如第20章“科学的新使命：限制技术不可以干什么”就是依据第一定律解释了遏制技术消极效应的问题。

　　日前，刘怡翔关于如何遏制技术消极效应的问题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采访。

　　刘怡翔认为，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第一定律，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一维性、加速性和不可逆性，21世纪，科学技术将呈现为仿垂直发展的态势。由于技术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在造福人类的同时，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遏制技术的消极效应主要有3条途径。

　　第一，实现人类尤其是国家间的全面和平，使技术主体没有对立群体可以发泄，主观上不可能会产生伤害性创新需求。虽然这一直是历史上追求大同社会的仁人志士的美好愿望，但至今依然遥遥无期。

　　第二，加强技术伦理。技术伦理虽然慢慢的变成了人们的共识，而且被许多国家首脑以国家行为所践行，事实上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由于道德总是服从利益，所以在有关利益的关键时候或核心问题上，往往很难行得通。

　　比如去年12月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之所以无果而终，就是在减排问题上伦理敌不过利益。这就像老鼠开会给猫带铃，虽然都认为是拯救大家的好事，却没有一个老鼠肯出头去做，因为怕危及自己的生命。

　　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我们以往总是认为科学只为技术提供原理性支持。由于技术是一柄双刃剑，科学如果帮助技术创造出危害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产品，实际上就是帮了倒忙，成了技术消极效应的帮凶。

　　可见，我们过去对科学与技术关系的认识很不全面，只看到科学对技术具有原理性指导功能，没看到和重视科学对技术还应该有规范或限制性功能。在科学技术仿垂直发展的21世纪，科学不能只为技术提供“可以干什么”的原理性支持，还应该限制技术“不可以干什么”，坚决制止那些危害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技术行为，比如人体克隆技术、单亲繁殖技术等。

　　刘怡翔认为，科学对技术的这种限制性功能虽然始终没被作为科学理论提出，但是，这一功能在实践中已经存在着。比如，政府部门为一项技术行为所召开的可行性听证会，就是科学对技术的支持功能和限制功能的较量。

　　刘怡翔说，重视科学对技术的限制功能是当代和今后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它是遏制技术负面影响最有效的途径。

　　遏制技术的负面效应，虽然有上述3条途径，但是，第一条遥遥无期，第二条因为伦理服从利益，作用也非常有限。何况第一条仅仅解决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第二条只针对技术主体的道德和责任问题，都没有触及技术本身。只有第三条途径能从技术本身来克服技术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从文艺复兴尤其是17世纪以来，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科学和技术的结合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趋向一体化，科学所发现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已经成了技术行为的内在要素。

　　因此，全面认识科学对技术的作用，用科学去限制技术对于自然和人类的危害性发展，就是从内因上处理问题，比较直接，也应该容易做到，因为它仅仅需要人们更新一下观念。

　　承认科学对技术具有限制功能，从科学发展观而言，可能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在一个乡愿哲学和从众意识非常严重的民族，学术问题有时候有几率会成为认识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要对一项技术工程实行限制性或否定性论证，是需要相当勇气的。他所得罪的技术主体如果是小人物，还不要紧；如果是技术权威就麻烦了；如果是政府官员或者政府本身，那就更需要勇气。

　　刘怡翔认为，科学对技术的指导功能和限制功能在实践中应该是不对称的。就是说，社会尤其是政府在评价一项技术工程时，不管支持性即“可以干”的理由多么充足，但只要有一条限制性即“不可以干”的理由无法排除，就宁可取其后者而不取其前者。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工程更应该如此。在这里，应该尽可能避免“少数服从多数”。

　　因此，当代及今后，学术环境是否宽松、宽容和宽厚，不在于能否放手让科学家自由讨论，而在于能否给从事限制性研究的科学家营造免于恐惧的学术环境并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鼓励。

　　他还申明，这一主张并不是要否定科学对技术提供原理性支持，因为这是否定不了的，也是不应该否定的。在科学发展的自发阶段，科学所发现的原理性认识，也往往会被技术主体顺手牵羊地用来为自己的技术行为服务；在科学进入自觉阶段以后，科学对技术提供原理性支持已成为科学界的传统，成为许多科学家的习惯性自觉行为。因此，今天继续强调的必要性意义不大。但这并不代表今后的科学不要再对技术提供原理性支持，因为那样会造成因噎废食，扼杀一些造福性技术成果。

　　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之所以要格外强调科学对技术的限制功能，一方面因为技术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引起人类恐慌，另一方面因为这一认识还没有被人们普遍重视。因此，全面认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重视科学对技术的限制功能，就是旨在把人们从一种潜藏着巨大危机的常识性认识中唤醒到理性认识上来。这就是说，不反对科学继续为技术提供原理性支持，而只是希望科学在为技术提供工具性原理支持之前，首先要预期技术行为的客观效果。

　　科学没有国界，技术灾难也没有国界。因此，全面认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让科学限制技术“不可以干什么”，有效遏制技术的负面效应，需要一个国际协调组织发挥作用，迅速制定出多方面的有权威有效力的国际性公约，严格审查和制止那些有可能危害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技术成果，实现世界性的科学发展。